华夏配资网十年七换首相，唐宁街10号的走马灯为何旋转不停

澎湃新闻消息，2026年6月22日华夏配资网，执政尚不足两年的英国首相基尔·斯塔默（Keir Starmer）在5月地方选举惨败与党内信任危机急速累积的双重压力下，宣布辞去工党领袖一职。根据工党章程，新任党魁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；若无人挑战最大热门人选安迪·伯纳姆（Andy Burnham），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任工党领袖，并接替斯塔默出任下届英国首相。

斯塔默的黯然离场，不仅象征着工党试图以律政精英式的“实用主义”重塑国家的努力在现实政治的绞肉机中遭遇重挫，也为脱欧公投以来动荡不安的英国政坛添上一笔沉重的注脚：短短十年之内，七位首相如走马灯般相继登场。这究竟是脱欧后遗症导致的短期社会阵痛，还是英国百年议会制正步入结构性失灵的深水区？被普遍视为最有可能继任首相的伯纳姆，又能否在政治碎片化与工党民意持续走低的双重压力下稳住阵脚？

斯塔默：一场“体面人的悲剧”

斯塔默的政治谢幕，颇具“体面人的悲剧”色彩。作为前皇家检察总长，他骨子里刻着法律人的严谨和自律。纵观其政治生涯，一贯风格就是低调内敛，虽略显无趣，却始终以专业和稳健取胜。在公众眼中，他是配得上“爵士”头衔的体面精英，而非玩弄民意的民粹政客。在辞职演说中，这位平日被媒体讥讽为“机器人”的政治人物罕见哽咽，与2016年卡梅伦因脱欧公投引咎辞职后，转头便在唐宁街后台轻松哼唱小曲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克制，构成了斯塔默的政治短板与致命缺陷：他缺乏宏大叙事能力，也缺乏情感动员能力；其政策风格常被批评为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这最终成为他丧失选民和党内议员信任的根本原因。

2024年7月工党重新执政时，英国正处于脱欧、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叠加冲击中，通胀率一度高达11%，物价飞涨引发的生活成本危机席卷全国。在此背景下，斯塔默履新后向全国释放出的首个施政信号却是：“大家必须先过一段苦日子，情况才有可能好转。”这固然体现了他不轻易承诺的政治诚实，但作为国家领袖，通篇充满紧缩、苦难、忍耐基调的悲情叙事，显然无法给疲惫的民众带来鼓舞和希望。更关键的是，随后一系列“方向错误”的民生政策，迅速点燃了社会的怒火。

第一波剧烈争议发生在2024年7月，为填补保守党政府留下的220亿英镑财政缺口，工党政府贸然决定取消价值约15亿英镑的老年人冬季取暖费补贴。俄乌冲突后天然气价格飙升，取暖费已成为英国老年人最沉重的生活开支之一，取消补贴直接威胁到约1000万低收入老人的冬季生计。在所有财政紧缩选项中，几乎找不到哪一项能比“剥夺老人温暖”带来更强烈的负面“体感”，此举瞬间激怒了老年选民群体。更令党内震动的是，这项民生大政仅由内阁少数成员拍板决定，并未事先征求普通工党议员的意见，从而引发内阁以外的工党后座议员（backbenchers）强烈反弹。在舆论风暴与老年人组织、慈善机构的议会各党派的集体批评下，斯塔默不得不仓促撤回政策。然而，斯塔默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同年10月的秋季预算案，政府又提出大幅提高农场遗产税，引发全国农场主持续数月的拖拉机封路抗议；到了2025年，政府再次提出收紧残疾人的补贴资格，毫无悬念地再度引发全社会广泛反对。斯塔默被迫一再撤回政策，形成了连续的政策“急转弯”。

这种政策反复，在工党议员面前暴露了斯塔默在政策制定上缺乏充分调研，在政治执行上缺乏坚定信念，面对党内压力时轻易退缩的软肋，这使他在党内的领导力迅速瓦解,朝令夕改也严重透支了工党基本盘选民的信任。

英国财政缺口虽大，但尚有金融、税收等诸多宏观工具可用，且这并非英国诸多积弊中最严重急迫的一项。大选前对富人加税的承诺尚未兑现，就先拿“老弱病残”开刀，这已不是“笨拙”或“不会讲故事”所能搪塞的，民众开始相信，斯塔默的“精英“身份使他高高在上、脱离群众，甚至到了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程度，在他眼中，民众的生计可能只是财政报表上的一组数字。而这，正是基层选民最反感的痛点。

与此同时，斯塔默及其核心团队又被爆出长期接受英国富商资助的免费服装、眼镜和演唱会门票。金额虽不算高，但这种“占小便宜”的作风，与他一向标榜的“廉洁自律”人设形成了强烈的讽刺反差。此外，斯塔默还坚持任命与爱泼斯坦（Jeffrey Epstein）关系甚密的彼得·曼德尔森（Peter Mandelson）担任驻美大使，引发全网口诛笔伐，进一步玷污了新政府的政治清白。种种负面因素叠加，最终导致选民对其人设形象彻底幻灭，并促成工党在2026年5月地方选举中遭遇历史性大败。

平心而论，斯塔默执政的两年并非一无是处。在宏观数据和长远政策上，工党政府交出的成绩单其实颇具亮点：在选民最关心的移民问题上，已经实现了净移民人数减半的艰难目标；在宏观经济领域，经济呈复苏势头，GDP增速至少高于法德两国；通胀率被控制在2.8%，虽未达到2%的目标，但考虑到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冲击，这一成绩已属不易；在劳动者权益方面，工党也推进了多项历史性改革，包括限制零工合同、保障病假工资，大幅提高法定最低工资等；在外交领域，斯塔默一改英国盲从美国的传统，不仅拒绝参与对伊朗的袭击，甚至不允许美国使用英国海外军事基地发起袭击，守住了他标榜的外交道义原则。

然而，在公众体感最直接、最敏感的民生领域，他犯下了严重失误，其冰冷的政治叙事也无法凝聚人心。斯塔默带着改革的宏愿而来，却在选民的愤怒和本党议员的离心离德中泪别唐宁街，颇为令人惋惜。或许以他的性格，留在法律界才是最好的归宿。在如今高度强调领袖魅力与煽动性，而轻视技术官僚治国的西方代议制选举环境中，首相的角色对他而言，终究是勉为其难了。

“北境之王”伯纳姆？

斯塔默的失败，直接催化了伯纳姆重返权力中心，在英国政坛上演了一场“君子报仇、十年不晚”的政治大戏。

出生于1970年，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伯纳姆，早在2001年便当选国会议员，并在布莱尔/布朗执政时期出任卫生部长（2009年）。工党在野后，他于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选党魁，均因早年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被贴上“布莱尔余党”的标签，在当时的党内氛围中，这几乎是不可原谅的“政治不正确”，因此两次竞选皆以失败告终。2015年后，伯纳姆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敏感度，开始果断向左转。2017年，他辞去议员职务，北上曼彻斯特竞选市长，主动抛弃了伦敦政坛的精英派头，开始以更“接地气”、更具草根色彩的叙事，成功塑造出”被伦敦中央政府忽视的北方穷苦人代言人“这一鲜明人设，开启了他的“封神之路”。

在2017年、2021年、2024年三次市长选举中，他连续横扫大曼彻斯特全部215个选区（2024因在一处未登记参选而为214个），三度高票当选大曼彻斯特市市长，这一纪录在英国选举史上前所未见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他因公开反对封城政策，在媒体上强硬回击时任首相约翰逊而一战成名，赢得了“北境之王”（King of the North）的美名。在他的治理下，曼彻斯特实现了伦敦以外全国最高的GDP增速（2.8%对比全国1.3%），成功完成从老工业区向知识经济重镇的转型，成为全欧洲最重要的数字化产业城市之一。

伯纳姆重返中央权力中心的野心早已公开化。由于工党领袖必须由现任国会议员担任，他在年初就尝试通过补选重返议会，却被中央驳回资格。随着斯塔默危机的发酵，2026年5月，工党议员乔什·西蒙斯（Josh Simons）宣布辞去曼城郊区梅克菲尔德（Makerfield）选区议席，主动为伯纳姆“腾位子”。伯纳姆亦不负众望，于6月顺利当选国会议员。此前，因党内缺乏强有力竞争者，斯塔默尚能勉力支撑；而伯纳姆重返议会后，斯塔默大势已去，只能选择体面退场。

工党之所以视伯纳姆为救命稻草，原因显而易见：与他在曼城的傲人战绩相比，工党在近期地方选举中的表现堪称历史最差。在原有约2500个地方议会席位中，工党流失了1498席，败选率高达60%。最大赢家则是法拉奇（Nigel Farage）领导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（Reform UK），一举斩获1453个席位。YouGov的民调显示，改革党的全国支持率已达27%，超越了工党的22%，成为英国第一大党。

在此背景下，工党急需一位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领袖带领全党备战2029年大选，阻止改革党对工党传统选民的持续蚕食。环顾全党，似乎只有伯纳姆具备这种特质。他有斯塔默最缺乏的“地气”，能够直接与工人阶级对话。在英格兰北部的老工业区，他有望稳住工党传统的“红墙”选区。他在议员补选中力压改革党候选人的成绩便是明证。若能延续国有化改革，并凭借其卓越的公关优势扭转斯塔默留下的负面叙事，他确实有能力重新凝聚左翼和中间选民。

然而，伯纳姆的“首相之路”并非没有风险。首先，“好市长”未必能成为“好首相”。他在曼城的核心政绩之一——公交改革成功——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；而他的政治声望恰恰也建立在“痛骂保守党政府，与伦敦对着干”的受害者叙事之上。一旦入主唐宁街，他将失去这一叙事盾牌，不得不面对大型投资项目、国有化改革和填补财政亏空所需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、如何分配等棘手问题，这些都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事。其次，由于长期深耕地方治理，他在外交和移民政策上的立场并不明晰，在地缘政治激荡的局势下，其履历也略显单薄。最后，他毕竟不是通过2024年大选获得授权的首相，而是通过党内权力重组和补选上台。在民怨沸腾的当下，公众对这种频繁更换、未经大选检验的首相已近乎疲劳，伯纳姆势必面临更严峻的合法性质疑。

结构性右转与英国最新的政治生态

改革党过去两年的迅速崛起，不仅使工党大为头疼，也使不少观察者惊呼英国政治正在“全面右转”。然而，如果回到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审视，这一判断未免显得过于草率。

改革党在2024年大选中获得14.3%的选票，但其前身，即以推动脱欧为核心诉求的英国独立党（UKIP），早在2015年的大选中就曾拿到过12.6%的选票。当时的独立党吸收了保守党右翼和支持脱欧的工人阶级选票；脱欧成功后，独立党便宣告解散。从这一角度看，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政党在十年间的实际选票增幅不足2%；与其说英国社会发生了整体右转，不如说工人阶级在经济困境中陷入“左右横跳“，呈现出“有病乱投医”式的选举应激行为：2015年，他们跳向独立党以惩罚建制派；脱欧公投通过后的2017至2019年间，他们跳向承诺执行脱欧的保守党；2024年，对脱欧后的经济停滞的强烈不满又促使他们跳向工党；2026年，在斯塔默光环褪去，民生受挫时，一部分选民再次跳向改革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5月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大胜，其核心票源并非来自工党，而是心灰意冷的保守党支持者。根据YouGov的选后民调，有约33%的2024年保守党选民转投了改革党。而在工党流失的近50%选票中，有近一半（约占2024年工党选民的22%）流向更左翼的绿党，仅有约10%（约占2024年工党选民的6%）流向改革党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2026年，改革党内部又分裂出更右翼、更极端的复兴英国党（Restore Britain）。该党在伯纳姆参与的议员补选中一举获得6.8%的选票。这说明右翼选民并非铁板一块，改革党也无法完全垄断右翼阵营。

综合来看，英国最新的政治生态更像是改革党完成了一次”借壳上市“。它已成功褪去脱欧单一议题政党的旧壳，全面吸纳了保守党右翼选票和部分保守党议员，逐渐演变成为“保守党2.0”，并在生态位上迅速取代了传统的保守党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斯塔默内阁的失误，中左翼政党呈现出更加碎片化的局面，特别是绿党的选票迎来爆发式增长。从左至右，英国政党光谱大致可以划分为：绿党、工党、自由民主党、保守党、改革党、复兴英国党。英国政治正从过去工党、保守党两党独大，自由民主党偶尔扮演边缘角色的格局，走向多党竞争、阵营分裂的局面。然而，左右选民的总体比例并未发生根本变化。改变的是政党的分布与流动，而不是选民意识形态的整体右移。

这正是工党敢于力推伯纳姆的原因之一。他们寄希望于伯纳姆能够整合中左翼选民，修复斯塔默留下的社会裂痕，利用他在英格兰北部的深厚根基，强力阻击改革党对北方工人选票的蚕食；同时寄希望于右翼阵营进一步分裂。只要改革党无法通吃右翼选票，工党在下一次大选中就仍能保有较高胜率。

十年七换首相，英国的困局真的无解吗？

在议会制国家中，内阁重组和首相更迭本属常态，但英国在短短十年内七换首相，无论如何都已超出“灵活”与“稳健”的范畴。许多人因此认为英国政治已经出现系统性失灵。对比同样采取议会制且政府首脑频繁更换的意大利和日本：意大利政局动荡源于等比例代表制导致的小党林立、联盟脆弱，且政府必须同时在上下两院取得多数，稳定内阁几乎难以出现。日本则长期由自民党一党执政，但党内山头林立，恶斗严重，首相常沦为派阀利益交易的牺牲品，随时可能被替换。

与之相比，英国并不存在此类结构性制度障碍，当前的困局更多来自外部冲击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英国元气未复，便接连遭遇脱欧和疫情两场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又逢俄乌冲突和中东战局对能源供应链的冲击，民生压力陡增。这导致英国公众长期处于一种极度焦虑与应激的心理状态中，对新任首相往往寄予不切实际的厚望，然而现实中的政策工具有限，深层改革无法立刻立竿见影，这种巨大的预期落差便常常转化为选民的怨气和选票的“横跳”，进而加剧执政党频繁换相的压力。换言之，英国的政治震荡更多是社会焦虑情绪的投射，而非制度本身的崩坏。若有能力出色的领导人和较为缓和的国际国内局势，英国的政局并非不能重回平稳，但这需要国运加持，非人力所能及。

在众多结构性困局中，脱欧固然是最显性的，但也是各党派不敢触及的时代禁忌，只能留待后人去解决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英国长期试图以接近美国的低税收体制，维持接近法、德等国的高福利支出，同时还要承担法、德无需承担的高额军费。这种财政结构注定是不可持续的，未来必然面临要么加税，要么减福利的艰难抉择。财政窘迫也导致英国无力大规模投资新兴产业，其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和本土就业，经济结构陷入长期停滞。

更严重的是，英国对大型基础设施和民生、住宅工程的投入也常年不足。原因之一是英国的土地规划和工程审批制度极其繁复、冗长且昂贵，不仅要兼顾近乎苛刻的环评和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集团，还要应对各类非政府抗议组织通过法律诉讼无限期拖延工程，这使英国的大型工程建设成本居高不下。平均而言，其电站建设费用约是中国的5倍以上，桥梁隧道每公里造价约为中国的15到20倍。据公开报道，长度仅为225公里的HS2高铁，建设预算已飙升至近1000亿英镑，最早要到2040年才能全线完工，彻底沦为全球笑柄。而全长仅4.2公里，尚在建设准备阶段的下泰晤士河河底公路隧道，光是工程审批已耗时逾15年，审批费用高达3亿英镑，递交的审批文件长达36万页，由2000多份文件组成，直至2025年才获批动工。

这种制度现状导致英国的基础建设长期滞后，严重拖累经济发展。高昂的审批与建设成本，也使房地产开发商在拿地后不愿、也无力大规模建设住宅，房屋供给不足导致房价高企，租金暴涨。英国居民的收入十余年来未见实质增长，住房压力却在不断加剧。年轻一代看不到通过努力工作改善生活的可能，纷纷选择“躺平”，社会生产力停滞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。

在这方面，斯塔默政府并非毫无建树，过去两年中一直积极推进铁路和公共事业的重新国有化，试图通过国家干预降低出行和水电负担，同时成立了国家能源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，积极扩大产业投资。2025年12月，议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《2025年规划与基础设施法案》（Planning and Infrastructure Act 2025），其核心目的就是全面改革房屋与工程规划制度，大幅精简不必要的审批流程和行政费用，严格限制滥用诉讼影响基建，从而全面加速国家级大型基建和住宅项目的上马。由于斯塔默一贯的低调风格，这条法案在通过时鲜少得到宣传，也未引起媒体广泛关注，但它极有可能是斯塔默留给继任者最具含金量的政治遗产，更可能成为英国打破经济停滞的关键支点。

因此，伯纳姆接手的虽然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，但英国的政经困境未必如外界想象般无解。最艰难的深层改革框架已在斯塔默任内基本搭建完成。如果伯纳姆能够善用这些制度性成果，将他积累的“数字化转型”和“公共事业国有化”的“曼城经验”推广到全国，持续扩大产业和基建投资，切实降低民众生活成本，并在相对平稳的国际局势下刺激经济增长，英国完全有可能逐步走出这十多年的经济停滞。但如果他上台后仅仅停留在民粹主义的宏大口号上，退化为“左派版的约翰逊”，那么唐宁街10号门前首相更迭的走马灯恐怕还将继续旋转下去。

原标题：十年七换首相华夏配资网，唐宁街10号的走马灯为何旋转不停

华林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